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及措施(5篇)

　　篇一

　　一要深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机制建设。

　　要强化源头预防机制建设。完善落实维稳工作监测预警、联动协作机制，扎实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和涉稳信息分析研判制度。要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统筹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切实加强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为重点的调解组织建设，培育一批第三方调解组织，积极推进调解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作，健全完善各类调解衔接配合和相互融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率和调处成功率。要加强应急处置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以信息化主导、规范化处置、常态化保障、长效化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构建实战化、扁平化、合成化应急处置模式，加强应急处置队伍建设，逐步建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管理处置工作机制。

　　二要深入推进现代化治安体系建设。

　　要切实加大打击整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特别要注重对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两抢一盗”、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的防范打击，加强对社会治安、危爆物品、交通运输、文化娱乐场所、食品药品、寄递物流等重点行业的检查监管整治。要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深挖保护伞、整治乱象上下功夫，在长效常治上见成效。要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专项斗争新打法，深入推进线索、案件、伞网、逃犯等“六清”工作，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要着力提升智能化防控建设水平。持续抓好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三项建设”，形成“防范技术融合应用、防控时空无缝衔接、防控目标全网追踪、防控区域城乡覆盖”的智能化防控整体格局。

　　三要深入推进公共安全监管建设。

　　要全面贯彻落实《实施意见》，结合当前形势，围绕系列平安建设活动，如期完成平安建设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管理。深入实施文明交通、道路安全、消防安全、企业生产安全建设，切实加强对枪支弹药，危化物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使用环节的管理，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切实强化相关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重点行业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监管执法，建立健全安全事故快速反应机制、质量追溯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提高安全管理现代化水平。要进一步深化信息网络管理。全力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信息网络管理体系。对网上重点人员、论坛、公众号等建立信息库，严格落实网上有害信息监管和查处机制，确保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网络安全事件。

　　四要深入推进基层基础建设。

　　要持续完善社会治理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组织建设，提高乡镇(街道办)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派驻检察室等的规范化建设水平，推进信访接待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确保到2022年全面达到建设标准。要不断壮大社会治理队伍力量。建立健全人民警察、网格员、调解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人员的日常管理、教育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推进专职群防群治队伍正规化建设。要全面开展“六无”平安村(社区)创建活动。将村(社区)无黑恶、无毒害、无邪教、无命案、无重大安全事故、无群体性事件的创建要求，纳入本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总体布局，切实加大组织领导和支持保障力度，确保创建活动有人抓、有人管、有成效。

　　五要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建设。

　　要切实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加快推进“一村一网格”建设进度，抓好网格力量整合工作，加强网格力量配备。要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构建以流动人口为重点、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服务管理体系。要加大对特殊人群动态管理服务力度，按照“六位一体”的监护责任，切实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分类管理。要扎实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坚持把社会心理服务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加快社会心理服务队伍和机构建设，建立“心理卫生人才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疏导、干预机制。

　　篇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先后作出具体部署。今年x月xx日，市里被中央政法委确定为全国第一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对于我们县来说，这既是一次难得发展机遇，又是一种挑战。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为高质量富美朝歌建设增光添彩。

　　一要勤学习。

　　要深入系统地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目标，厘清思路。要坚持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走出去学，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地市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理念，加快工作推进步伐。

　　二要明责任。

　　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由各项复杂的子系统构成，包含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各单位各部门的共同推进。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任务分工》要求，建立工作台账，列出任务清单，细化内部分工，明确职责任务。要具体到事、责任到人，层层压实责任，挂图作战，逐事逐项落实，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三要形合力。

　　无论是社会治理指挥平台的搭建，还是数据资源的联网共享，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数据信息不匹配、部门数据联网共享不积极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摒弃传统思想，站在全局的高度，通盘考虑、统筹谋划，需要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通力配合。各单位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家人思想、一盘棋意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形成合力，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进展。四要严问责。要严格督导考核，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加强对工作的督促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实行周交流、月通报、季度分析研判，及时通报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对工作扎实成绩突出的，及时通报表扬;对推诿塞责、工作滞后的单位，该约谈的约谈，该批评的批评;对工作不力，没有按时完成试点工作任务的单位，取消评优评先资格，该问责的问责。

　　篇三

　　一、强化“党建引领”理念，画好基层社会治理“同心圆”

　　中外抗疫的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关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把党的建设作为贯穿基层治理的一条红线，以党的建设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政治引领。

　　引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信心、聚民心、筑同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方向永不偏离。

　　——强化组织引领。

　　总结推广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在楼栋里的经验，把党的建设延伸到社会最小单元，激活社会治理体系的基层细胞。总结一些地方“红色物业”发展经验，推动基层党组织有机嵌入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平台、有抓手。

　　——强化机制引领。

　　创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枢纽，各类组织力量有机耦合的组织体系，以党建“绣花针”穿起基层治理服务“千条线”，打通基层治理经脉。总结北京石景山区坚持党建引领、压实四方责任的经验，健全党建引领下多方参与的共治机制，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强化“全周期管理”理念，塑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这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要用“全周期管理”理念统筹谋划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时间、空间和层级再造，形成系统、协调、完备的治理体系。

　　——加强全程治理。

　　把社会治理各环节作为完整链条，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治理机制，形成从源头到末梢的有机闭环，实现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的动态治理、系统治理。准确把握社会矛盾风险的发展过程、发展阶段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源头、传导、转化等关键环节建立风险防控整体链条。

　　——加强协同治理。

　　“全周期管理”涉及到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必须构建权责清晰、系统有序、协同配合、运转高效的治理机制。横向上，借鉴河南开封市“一中心四平台”统一指挥、协调联动的经验，

　　推动各主体、各部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纵向上，解决好层级过多、贯通不畅的问题，构建扁平化治理模式，提高快速响应、精准落地能力。

　　——加强源头治理。

　　“全周期管理”的要义在于“治未病”。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源头治理、早期控制，努力把小矛盾小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大问题大风险解决在市域。认真总结浙江台州市对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实行“三色预警”的经验，补齐基层风险治理短板，不断提升对各类风险预警防范、源头化解的能力。

　　三、强化“平战结合”理念，释放基层社会治理新效能

　　从这次疫情防控看，基层治理还存在组织动员、协调配合、应急处置、服务供给等短板和不足。要牢固树立“平战结合”理念，立足平时、着眼战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实战水平。

　　——立足平时强基础。

　　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政策导向，把更多资源、管理和服务下沉到基层。借鉴江苏南京市建立专职网格员“三岗十八级”薪酬待遇和网格学院专业培训体系的经验，做细做实网格员、志愿者日常培训、管理、激励等工作。总结湖南常德市建立众创平安机制的做法，通过网格微信群、APP搭建群众参与的新平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度。认真总结云南西双版纳州等地建立责任捆绑机制等经验，打造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和网格三级社会治理“责任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健全完善精准考核评价办法，真正做到各项任务可操作、可量化、可评价，推动工作措施落地见效。

　　——着眼战时补短板。

　　坚持实战实效标准，通过日常培训、实战演练等，不断提升基层干部群众专业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总结黑龙江大庆市、贵州六盘水市等地推动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等资源力量下沉社区网格经验，建立完善战时状态社会组织动员机制和资源力量下沉机制。总结河北唐山市发挥综治中心实战效能、打造疫情防控“指挥中枢”的经验，不断健全战时状态有效指挥、快速响应机制。完善战时激励保障机制，鼓励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危急时刻冲锋在前、担当作为。

　　四、强化“大数据治理”理念，跑出基层社会治理“加速度”

　　疫情防控推动了健康码、智能巡控、远程服务等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凸显了大数据治理的巨大威力。要适应大数据时代，树立大数据思维，推动基层治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让社会治理更聪明、更智慧。

　　——提升智慧决策水平。

　　借鉴数据赋能、智慧战“疫”的经验，加快推进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中心建设，打造社会治理“超级大脑”，提升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发展、预警社会风险的准确性、及时性，实现社会治理由“经验决策”向“大数据决策”转变。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确保合法使用。

　　——提升智慧治理水平。

　　总结经验，努力实现精准施策、精细治理，不断提高政策执行的精确度和靶向性，提升社会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匹配度。

　　——提升智慧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线上平台的即时性、便捷性、交互性优势，打造“指尖生活圈”，为人民群众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服务。总结推广“网上办、掌上办、不见面办”等经验，持续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线上公共服务产品和体验。

　　篇四

　　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要求全面系统把握社会治理内涵，及时更新治理理念，坚持治理基本遵循，深入改革治理体制，丰富完善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改革走到这一步：社会治理彰显出来

　　中国改革和发展走到从温饱到小康这一步，社会治理彰显于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与时俱进。这是因为，改革从人人叫好的“浅水区”，进入利益博弈的“深水区”;经济建设要让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充裕，社会建设要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发展的环境，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上明确提出社会建设概念;2006年，党中央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使社会建设成为同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四大建设;2007年，十七大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2009年以来，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强调的工作，2010年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突出加强保障改善民生和加强创新社会管理;2012年，十八大加强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并举;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为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并驾齐驱的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宣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由管理到治理，与法制改法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党的十九大在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主旨进行部署，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愿景是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xx强调，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作为对社会运行规律、社会结构特点的认识深化，智能化强调现代治理手段的运用，专业化强调专业人才和专业方法的运用，精准化强调精细化服务管理以实现供需对接，这是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即专业的治理主体使用现代的手段和方法，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美好生活需求。

　　二、转型升级：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颖之处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的发展战略确定，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治理从宏观到微观转型升级，明显区别于社会管理概念，体现出10点新颖之处。

　　1.主体关系上，社会管理政府是唯一、压倒性主体。社会治理是一核多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委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企业、社区、公民及媒体等，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2.行为方式上，社会管理政府是合法权力的主要来源，管理运作机制自上而下，决策执行严格科层制，下一层级只对向上一层级负责。社会治理则强调合法权力来源多样性，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等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规范和管理的实践过程。社会治理对上对下负责有机统一，运行过程不再纵向、单向、垂直性，而是扁平、网络化。

　　3.运作机制上，社会管理很容易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会事务，对社会进行命令和控制，扮演全能型选手，越俎代庖。社会治理更多是在多元行为主体之间形成密切、平等的网络关系，是各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原先由国家和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各种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民志愿团体来承担。

　　4.社会管理更多地表现为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管控社会，想当然地自上而下为民做主。社会治理是当代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更多地强调发挥多主体作用，强调自愿和分担，更多地鼓励参与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并达成共识，形成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治理本质是服务，办法人性化和细化，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治理尊重社会多样性、差异性，提倡和谐文化——中庸之道，讲求包容性、灵活性，学会用妥协、怀柔方式处理问题，追求双赢、多赢、共赢、互赢的社会效果。

　　5.社会管理的实践主要依靠政府权力，依靠发号施令。社会治理则在运用权力之外，综合运用制度、法律、市场、道德、舆论、社区、社团、价值认同，用群众路线、民主、服务方式，通过对话、沟通、协商、协调办法，形成市场、法律、文化、习俗等多种管理方法和技术。过去一锤定音，今天多种声音表达和平衡。政府更多地引导和更少的管制，民间组织及公民社会更多地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市场力量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企业成为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

　　6.国家和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治理结构来完成，倡导调和，注重互动。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重心将向社会倾斜，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观念，政府对社会统治观念让位于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从治理国家来讲，党和政府是主导;从治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

　　7.社会治理要求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必须放下身段，学会尊重，懂得平等对待合作伙伴、管理对象，善于放权，学会为自己减负。同时，政府必须增强自信，信任社会，理解社会，为社会组织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努力为其能力提升创造条件。

　　8.社会治理需要有序的和有效的公民参与。现代社会治理是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人民群众广泛、自觉、自主的民主参与是关键环节。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社会治理面临的具体问题更为复杂深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框架，让更多的公民通过合法的方式、足够的渠道有序地参与公共生活管理，形成有效社会协商，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

　　9.民主和法治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是推进社会治理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缺乏民主的法制，容易走向集权与专制，而没有法治的民主，则容易走向混乱和无序。德法并重，民主和法治并举，有利于改变过去说了可以不做、做了无人监督的情状。

　　10.将学习借鉴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尊重自身实际结合起来。社会治理显而易见地借鉴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治理和善治的理路。应当有勇气、自信和智慧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适合我国国情的要素，同时，结合本土经验，在实践中创造社会治理变革的中国路径。

　　三、走好下一步：社会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这就是要实现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系统治理。已多次机构改革，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不合理部分照样存在，既不到位也不协调，职能交叉，叠床架屋，多头管理。政府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的很多，该市场管的没有放到位，该社会管的没有放下去，不该政府管的事老百姓又都来找，该个人管的事自己却不解决。需要尊重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向社会放权，改变目前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中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是大政府、全能政府，只要能够管得到的事项，无论该不该管，管得好不好，政府都要管。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是有限政府，只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和提供公共服务，减少并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根治重审批轻监管。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起来。更深的动因是社会本身已经明显变化，海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多元的社会需求，所以得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社会治理要坚持循法而治，最终要落实到法治。一方面，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各类探索实践，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随着社会治理向深层次推进，治理的触角必将延伸得更深更广，对个人生活产生更加明显的影响，这就需要法治有更大作为，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以平衡个人权利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法治建设要兼顾多元目标，稳定主体间互动预期，充分释放制度功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将法律由传统认识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化为社会治理手段和建设手段。

　　源头治理。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要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xx强调：“要坚持依靠居民、依法有序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在当下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既有规范和机制的作用，绝大多数问题是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治理仍应以常识常态为基，遵循法治约束、制度约束。在社会治理中守正创新，是鼓励人们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化解原有体制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创新需要遵循规律和系统相容性，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综合治理。治理的实质是协调兼顾，既要依法依规，更要合情合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安全观，从维稳转向维护公共安全，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传统维稳重在社会控制，工作出发点在于防乱，容易造成消极思维。而维护公共安全，工作出发点保境安民，是积极思维，占据道义制高点，更具正当性色彩，且维安可以包含维稳的主要内容。要加强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把社会治理的底板加固、短板补齐，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抗击疫情的人民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不过，当下国内疫情防控还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防疫斗争仍不能松懈。

　　在这场全民抗疫斗争中，基层社区作为防控第一线发挥了关键作用，社区化战“疫”也使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得到了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实施，社区的能动作用在此次疫情之下得以充分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微观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社会治理水平。因此，透过此次疫情，各级政府与社区应进一步思考有关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社区的治理边界与权限、职能定位、参与主体以及如何将社区治理融入社会治理等问题。

　　篇五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每一个社区都成为了独立的防疫阵地，社区的各项政策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

　　不过，在具体的防疫工作中，仍可以看到社区治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多方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社区在执行各项防疫政策过程中往往受到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多重指导、社区党组织决策、居民舆论与意见、社区工作者能力差异等不同方面的影响，没有系统化、明确化的标准，导致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出现摸不着头脑，尺度把握不到位、工作方法不灵活、防控措施不主动、组织领导不作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疫情防控过程中令人心忧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生活与发展需求日趋多元化，为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治理需要朝着更加精细化、人性化方向发展，而基层社区恰恰是促进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纵深发展的主要载体。社区治理应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新方法、拓宽新思路、开辟新天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和基层社区都应主动探索为社区治理赋能的具体方法及路径，以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次疫情折射出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信息化、机制化的任务依然艰巨。

　　完善和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完善国家治理的发展需要，更是完善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要求。在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社区为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要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参与社区治理;要长远考虑完善社区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旨在为提升社区治理提供尺度把握、方向把握以及制度把握。

　　具体而言，各级政府与基层社区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基层社区如何自我定位，社区治理如何更好贴合居民需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权限如何界定，都是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亟须思考的问题。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社区被赋予了比平时更大的权力与责任，而部分社区工作者和居(村)委成员不能做到临危受命，或是防疫工作不到位。问题的背后暴露出少数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定位的偏误，也反映出基层社区治理的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

　　我们认为，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社区的公共服务功能，以“服务者”姿态面向社区居民。社区的公共服务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基础公共卫生服务、教育咨询服务、民事调解服务、文化需求服务、困难群体关怀服务等内容。做到这些并非易事，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及人员配备;提升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建设等。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功能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同时也是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之举。

　　引导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社区的发展及职能建构与社会整体发展相互影响。因此，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应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社区沦为“孤岛”，根源在于社区在协同内外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相关经验尚有欠缺，无法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要破除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难题、增强基层社区应对危机能力，就要学会引导内外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对内，社区要集结一批有能力、有凝聚力、关注社区发展的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居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实现有质量的居民自治;对外，社区要在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组织、周边商户及企业、学校、医院等搭建联系协作网络，促进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不仅使社区发展更有底气，也能更好地将社区治理融入社会治理的大环境中。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制定，这不仅为社区发展与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精神的体现。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但是在时效性、适用性等方面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治理现实。结合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如危害社区公共安全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认为在社区治理水平现代化过程中，应及时完善相关法律建设，做到有法可依。当然，法律的制定仅仅为社区治理提供了范式，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需要更多注重地区差异、发展差异及个体差异等具体因素。

　　社区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社区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高低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举措，更是增进人民福祉、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内在要求。疫情就像一次“大考”，考出了社区在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的不足和短板，同时也考出了人民团结勇敢，励精图治的决心。疫情会结束，但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的社区治理进程将会持续，各级政府将与社区一起，以扎实行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时代与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